广告

广告

比利时举办“中国—巨变”邮票展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巨变”大型邮票展11日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开幕,精挑细选的188枚邮票让观众重温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巨变。

  为期3天的邮票展由比利时鲁汶大学孔子学院、比中经贸委员会以及青岛中汇公司联合举办,分为“40年的辉煌——中国经济”“40年的进步——中国科技”和“40年的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3个部分。

  经济特区、全面取消农业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主题邮票,反映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高速铁路、网络生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航天梦等主题邮票,展现科技创新成果;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第29届奥林匹克奥运会火炬接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主题邮票,反映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出席开幕式的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德威特说,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他多次访问中国,中国的惊人变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期待中国下一个40年的发展,期待庆祝中国改革开放80年成就的那一天!”

  青岛中汇公司市场部经理王翀在展览现场说:“邮票是国家的名片,欣赏邮票是学习感悟国家历史文化与民族特性的能力,而今天的邮票展像是两座相隔万里的城市在交换着彼此的名片,是一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书画栏目 2018-12-14

勃发与失落——当今书法生态之思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书法既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从承继到出新的艺术转型期,又面临一个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下社会文化生态危机与人文精神失落的世俗泛化期。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当代书法史斑斓色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这两级化的发展而发出喜忧参半的叹息。

  从1980年至今,中国书法经历了从传统书斋艺术转向大众展示空间的探索发展期;经历了从艺术视觉形式追求到经典技法现代转型的稳定深化期;经历了从艺术创作思想追寻到形式与内容融合的文化思考期。这一历程证实了书法艺术与其他民族艺术一样,是大众文化生活审美的一部分。书法艺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生态的演变以及人们精神世界的诉求而不断在嬗变与完善。

  近40年的“书法热”,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群众书法运动,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化所承载的大众心理与审美追寻,表达了当代书法主流文化必然推进的“路线图”。这为中国当代文化描绘了极其灿烂的一页。然而,毋庸讳言,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提前或同期去架构时代的文化理想,以致社会价值判断与行为导向异化为“时间就是金钱”的唯一标准,而文化价值与文化创造的终极指向降落为价格指数。

  应该看到,当代“书法热”无疑带来了群众文化的繁荣、民族生活方式的传承,同时也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休闲情趣的寻求以及“民粹文化”的膨胀。后者表现为某些书法民族文化立场的转移,传统艺术价值体系的颠覆和审美评判标准的缺失。

  多年来,当代书坛同时也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心态的浮躁、艺术的浮华、形式的浮夸、评论的肤浅以及交流的浮面。艺术时尚鼓噪、创作精神平庸、经典书道异化、核心价值偷换等也在当下社会多元格局中弥漫。另外,在同质化的功利主义消费市场中,哲学的贫困、文化的缺失、思想的苍白、传统命脉似连又断的现象在逼近我们。体现在艺术创作中,形式至上、“丑书”现象、时俗扩张、批评失语种种表现,给广大书家一种警醒与反思。

  那么,书法为何会蔓延这些现象?其根本原因是社会文化生态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书法既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从承继到出新的艺术转型期,又面临一个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下社会文化生态危机与人文精神失落的世俗泛化期。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当代书法史斑斓色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这两级化的发展而发出喜忧参半的叹息。各种艺术思潮的碰撞和流派的纷争,让各路书家精神抖擞地跨进了艺术创变的角力场,探究并辨析着一次又一次书风演变与发展的轨迹。如此,喧嚣的书坛丰富且杂陈,生动又粗鄙。各种观念相互交汇、冲撞,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名利场中,浮躁与浅薄、热烈与急迫往往又让人在多元文化理念的交织中感到迷惘与无奈。人们不禁在一次次自问:我们是否失去了关于传统的自省与敬畏,也失去了关于时代的担当与展望?

  诚然,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近40年的“书法热”,为当代社会艺术提供了如此丰富的戏剧性变化与耐人寻味的文化思考,这不正是当今书坛“自然生长期”中与社会发展共赢的喜悦和失落的焦虑吗?

  “失落的焦虑”是无法回避的。2009年,中国书法、中国篆刻申遗成功,全民书法热再度兴起,这无疑是件好事。“全民书法”为传统书法艺术的学习、交流、普及与传播带来了较大的推动与繁荣,也为书法作为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生活方式的传承赢得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为传统文化回归彰显了大众生活美学的精神诉求。

  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全民书法”展览、传播甚至交易的众多作品中认真反思这一“社会化”的内质与走向:一是艺术本体泛化。表现为蔑视经典,舍本逐末,俗化承传,粗制冒仿,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缺乏大国工匠精神。书法展示只求在喧嚣闹市中张扬表象繁荣的景象,制作化、工艺性取代了传统自然书写的纯粹性。二是创作心态泛化。人们不再沉静与恬淡,而习惯于在“书法表演”的展示热浪中争相表现自己,拍卖“成果”,包装打扮,张扬个性。三是文化价值泛化。艺术是凭高度说话的。我们需要宽度,但更需要厚度与高度。虚火的全民书法“繁荣”只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历史不允许在社会艺术的泛化中将书法与非书法混淆模糊。

  当我们回首前几年“社会化”态势蔓延并急剧争奇斗艳时看到:传统书法艺术的可读、可亲、可贵、可赏已逐步走向表演艺术的可俗、可媚、可怪、可恶的行为过程,且从民族文化的修身性逐步走向社会娱乐化的两难境地。

  由此,如果要坚守中国书法的审美底线,坚守民族文化的敬畏与虔诚,坚守新时代文化人的风骨与操守,就需要我们仰望历史经典,维护书法艺术的高贵与尊严。寻找传统、时代、个性相融合的合理支点,纯洁与提升全民书法的“社会性”与审美高度,弘扬中国书法艺术美用相兼、知行合一的人文品格。

  今天,当我们理性地辨析当代书法的社会生态时,首先需要将书法作为一种民族艺术回归到社会价值系统的认定上来。对书法艺术语言的理解与阐述要有门槛,非书法语言不能包容。没有传统,就像民族失去了道统,民族性与纯粹性消失了;没有自律,书法语言就没有了自身的规则,书法艺术便会出现人为的扭曲。因此,书法语言与创作者的关系是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只有坚守底线,我们才能赢得时代社会文化普及的高度。


书画栏目 2018-11-27

潘天寿学派的核心思想 正气、正学与正道

潘天寿先生是20世纪公认的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半个世纪前离世的文化巨人。去年原文化部曾以“潘天寿与民族文化自信”为主题,举行潘天寿诞辰120周年大型系列纪念活动,今年学术界再次研讨他的巨大贡献,首次提出了“潘天寿学派”的概念。通过学习和整理他的学理,包括哲学理念、美学思想、教育思想、艺术创作成果以及他与同道、弟子的学术传承,我们越来越感到那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松石图轴(国画) 潘天寿

  用画派、艺术流派都不能确切地表述他和他的同道以及弟子的学术贡献,只有用学派才能进行概述。那么何为贯穿潘天寿一生之核心思想呢?经再三思考,我认为可以用一个“正”字来概述,继而冠之以“正学”,加以研究。用一个“正”字最能概括潘先生一生的言行和学说,无论做人、从艺、从教。而这个潘天寿学派的核心思想也应该就是“正学”。

  潘先生说:“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蓄于胸中,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旁及艺事,不求工而自能登峰造极。”艺术之大、刚、中、正可谓是一种高境界,艺术家首先应该是堂堂正正的君子,称得上一个真正的文化人,艺事才能登峰造极。这是从大的方面说做人必须正。

  潘先生说:“中国画要讲诗情画意,讲境界、格调,要表现高尚的情操。这也就是思想性。”追求立意之高,境界之高,故云:“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虽咫尺之隔,往往辛苦一世,未必梦见。”这是说从艺必须讲境界、格调、情操,必须正。

  潘先生提出“世界的绘画可分为东西两大统系”,即“两大高峰说”,在西画强势压抑中国画的背景下,依然把诗性中国画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中之文”置于尊位,强调诗书画印,并筚路蓝缕开创中国画系,热望他的学生弟子代代传承。

  潘先生求真务实,从事书画事业,坚持民族特色,为之增高加阔,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主张以“振兴民族艺术以振兴民族精神”,这是对民族艺术一腔热情,对爱国主义的一腔热血,充满正气。

  潘天寿一生正大光明,身体力行,在教学中特别注重“致良知”的启迪,受到王阳明心学的蒙养。他反复强调:“艺术品为作者全人格之反映。无特殊之天才,高尚之品格,深湛之学问,广远之见闻,刻苦之经验,决难得有不凡之贡献。故画人满街走,而特殊作者,百数十年中,每仅几人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做人之道,亦是治学作画之道。”“画格,即人格之投影。故《传》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些字句都闪耀出凛然阳刚正气。

  潘天寿说自己是读“老书”的人,自幼在私塾打下国学基础,读四书五经,读千家诗、唐诗,读《古文观止》,整整七年的私塾,少年潘天寿就是在高悬“率真处世”进士金匾的教室里所度过,率真处世,容不得半点虚假,便是一个正字。他求学的宁海正学学堂也以方孝孺的号“正学”为校名。深入骨髓的就是为学之正。

  青年潘天寿考入浙江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制定的校训是:“勤、慎、诚、恕”,儒家人格教育更加深了他的涵养。另一位深受潘天寿尊敬的留学归国的老师李叔同皈依佛教,潘天寿震惊之后,在国学基础之外开始参以佛学、道学,还增加了许多西学知识深入研究。故美术界有言:“潘老有魏晋名士风度,潘老出家肯定会是一位高僧。”自然不奇怪。道、释两家在中国与儒家就共存几千年。道学遵循自然规律,主张“无为无不为”,倡导“归真返朴,复归自然”。看透人生,心境就会豁达。庄子齐生死,临终反对弟子为自己厚葬,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葬品)。吾葬具岂不备邪?”整个宇宙皆为陪葬物,岂不宏伟之至。其妻子病故,他击缶弦歌,无丝毫悲哀。

  潘天寿何尝不是如此,潘师母小中风被送进医院,他去医院,以《庄子》中“齐生死”的故事劝解,人之生死如四季循环,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生。以死生循环规律劝导病人,别出心裁,大智若愚。其实,正是庄子出世的境界将潘天寿的艺术推到了一个高境界。

  早年潘天寿见李叔同先生出家也想跟着出家,后被劝阻。然而他对佛学从未放弃研究,著有《佛教与中国绘画》等论文。且与佛门法师关系甚好,1936年为杭州净寺敬书的对联:“塔飞山坐一样空华,今逢末世万年初如是道场,愿尔众生圆觉;珠照灯传三轮真谛,顿悟现前四大假傥求法相,莫忘当境庄严。”至今还高高刻篆在该寺院大殿西立面5米多高的石柱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温州乐清雁荡山灵岩寺显道法师关系甚密,书信、诗词往来,又以书画相赠。《访显道上人于灵岩古寺》五绝四首之四:“名山春更丽,四壁满岩花。应有重来约,听师讲二华。”此中就透露出潘先生对佛教经典《华严经》《法华经》的敬重及兴趣。

  佛学、道学都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注意整体看人生天地。《潘天寿谈艺录》处处闪耀出此类光芒,同时用得很灵活。大到人生天地,小到作画写字均是如此。

  潘先生以中国画名世,他的作品沉雄阔大,奇崛高古,尤善巨帧大画,格局大,气势雄,构图极为大气,用笔果敢肯定,业内无人不服。他是20世纪中国画大写意的旗手,绘画风格强烈。指墨画是一个小门类小画种,但他却能使其走上艺术大堂而别具一格,展现出他那种生涩古拙的美,达到蔚为壮观的崇高境界。何其不是正格。

  潘先生在处理人品与画品、常与变、形与神的关系,处处体现出一个正字。他一再表明:“我认为‘笔正则画正’ ‘心正则画正’,人品不高,落墨无法。人格方正,画品亦高;人品不高,画品也低档。后世千百万年来,人们所要学习和追求的,是人品高和画品高的艺术。文学、艺术是艺术家的整个人格、思想、感情的反映,艺术家思想正、志向大、胸襟宽、眼光远、修养高,他的艺术作品,一定是高的,他的艺术成就,一定是大的。”潘先生的见解与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所云“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是完全一致的。

  潘先生用笔、用墨、用色,以及画中开合、疏密、虚实的布局,奇正之变,平衡与不平衡,以及四边四角,造险破险,皆取法乎上。又主张诗、书、画、印四全的要求,学习计划中读书、写字、画画都有适当比例,从艺办学无不出自一个正字。

  他从事教学如此,在不受重用被排挤,不能上讲台的岁月里,他与吴茀之等老教授只能为学院征集收购古字画,作为日后教学范本,依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潘天寿这种文化精神通过他大量的书画创作、著作和近半个世纪的传道授业,他和他的同道吴茀之、诸闻韵诸乐三兄弟、朱屺瞻、陆维钊、沙孟海、顾坤伯、陆抑非、陆俨少、余任天等等无不都是老一辈学者,由他们带头一个庞大的群体渐渐形成,如今我们冠之以潘天寿学派,倡导正学,合乎中国国学之正,中国画之雅正、纯正,并予传承和发扬自然非常必要。

  学派不是靠打造的,潘天寿学派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潘先生活着的时候就说:“中国人从事中画,如一意摹拟古人,无丝毫推陈出新,足以光宗耀祖者,是一笨子孙。中国人从事西画,如一意摹拟西人,无点滴之自己特点为民族增光彩者,是一洋奴隶。两者虽情形不同,而流弊则一。”潘天寿学派就是一批不做笨子孙,不作洋奴隶的后继者的集群。当前学术界艺术界物欲横流,精神失落,用潘天寿的“正学”予以抵制,无疑是最好的一种利器,也可以说提倡“正学”是潘天寿学派群体自律的一种呼唤。


书画栏目 2018-11-27

购买艺术品需要知道什么?

假如你看到了一件你非常喜爱的艺术品,无论你的目的是收藏还是投资,在下决定之前不妨先来想想下面几个问题:

  这个艺术家是谁?

  这件艺术品有多重要?

  这件艺术品的来源、历史、文献资料找得到吗?

  这个价钱合适吗?

  这个艺术家是谁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两方面信息:言语和文字。言语的部分通常是一些艺术家、艺术经纪人、画廊在销售作品时对艺术品的介绍,同时也可以来自朋友、收藏家或对艺术家熟悉的人的评价。文字资料可以来源于艺术家或画廊的网站、艺术家销售记录、画廊展览图录、艺术家简历、展览评论或艺术书籍等,可从销售画作处得到。提前了解艺术家的背景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作品较为昂贵时。基本上艺术家市场越好,其介绍资料越详细。

  在收集艺术家资料时,如果发现此艺术家的资料全面,且有丰富的参展和获奖经历,同时又是各大美术馆、博物馆或大藏家争相收藏的宠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肯定其艺术价值,反之亦然。

  这件艺术品有多重要

  判断艺术品的重要性,需要对此艺术家的作品多做了解。首先要看其作品,了解其艺术风格,可以请艺术家或艺术经纪人展示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其次需要仔细看作品的状况,除了看作品的正面,还需要看它的侧面、背面、边缘、签字、日期、标签、边框等细节。请卖艺术品的人讲解作品,这个过程不但有趣而且很有意义。

  想知道要买的作品是否是此艺术家最经典的作品,可以咨询卖艺术品的人,此艺术家最广为人知的主题、媒介、形式,其何种类型作品买的人最多,这样可推断出此艺术家的经典系列。

  其实艺术家是在不断实验、创新的,一个艺术家会有许多种非典型风格的艺术作品。除非有经验的收藏家,不然也许从艺术家最经典的作品系列开始收藏才是保险之举。

  从收藏的角度讲,如果艺术家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则好过仅是模仿或抄袭其他艺术风格。最后,收藏时要考虑此艺术作品的状态是否可以长久保存。

  艺术品的来源、历史和文献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尽可能多收集要买艺术品的来源信息,这个过程就好像为艺术品写一份简历。有了这份资料,可以提高艺术品的收藏价值、市场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证明作品的真伪。请艺术家或艺术经纪人告诉你,他所知道的关于这幅画的一切:它去过哪儿、谁买过、在哪里展览过、得过什么奖、有哪些关于它的评论等。同时也可与在世艺术家多聊聊,从而真正了解到这件作品。这道理就像,如果说艺术品是一幅画,而它的附加信息则是保护、支撑它的画框。

  艺术品的价格是否合理

  这似乎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确定你真的喜欢这个作品并想要收藏它时,接下来就是价格了。当你犹豫是否买的时候,可以想它在未来会值多少钱,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其实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了解的是现在它的报价是否合理。艺术品就像房地产,每一件可能价格都不同,但是它都有可以比较的价格,比如说相邻的房子,或相似的艺术作品,一般刚开始询到的价不一定是合理的价格,就算是价格合理也存在议价空间。

  艺术品的价格不是凭空捏造或凭第六感估算的,当了解定价的基本原理后,为艺术品估价也许就像用尺子量画一样简单了。

  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查找艺术品的历史记录,现在网络的数据库上有几百万条成交记录,仅是拍卖数据每年约有几十万条。上网查找关于艺术家的价格记录,对比作品的类型、尺寸、创作年份等信息,有的时候画商也会提供,但要小心,这些数据有一些可能是画商自己编造的。

  拍卖价格好似是批发商的价格,当你在画廊买画时价格有可能更高。画廊的开价有可能比拍卖价格高出35%至40%,如果你在画廊询到的价格比拍卖价格低30%左右,这其中可能就有问题了。

  有些小建议可以参考,如查看艺术家最近5年的交易记录;看他作品大部分成交的价格区间等,找到越多拍卖记录,它的价格就会越准确;如果找不到对比的销售记录,可以对比与其同时期、作品风格相似的艺术家价格。

  在你谈好价格后,确保获得一张信息完全的销售记录,里面需要写明艺术品的描述和出处,以及真实性。

  有人觉得收藏艺术品是个非常繁琐的事情,但事实正好相反,一旦了解了艺术品收藏的智慧,购买艺术品其实非常简单。当你掌握了识别艺术品的技巧,了解发现好的艺术品就如同侦探小说一般有趣,而有经验的收藏家通常能在几分钟之内就知道一件艺术品是否值得买。


书画栏目 2018-11-27

浅析元氏封龙山汉碑的书法艺术特色、 在中...

李 清 怀

 

内容提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它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境界,认识和学习书法艺术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以“非篆非隶,纯古遒厚”的《祀三公山碑》、“字体方正,雄伟劲健”的《封龙山颂》和“方正宽博,肃穆稳雅”的《白石神君碑》为代表的元氏封龙山汉碑群,对我国书法及相关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本源和启发意义,是陈列在广阔河北大地上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元氏封龙山汉碑书法艺术,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推进“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当代河北人,特别是封龙山汉碑遗存地的元氏人,对于创制优秀文化遗产的先人们应满怀崇敬和感恩之心,精心呵护好这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不断挖掘、弘扬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盘活、用好先人留下的高品质文化资产,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元氏县地处河北省会石家庄南部,目前其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发展都属中等,但历史上曾经有过格外辉煌的一页。战国时,因赵国公子元封于此地,得名元氏。西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置县。同年,刘邦下令在元氏城内设立恒山郡。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为避帝讳改称常山郡。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立皇子舜为常山王,常山改郡为国。两汉时期常山时而为国、时而为郡,到西晋初年郡治迁离,元氏作为常山郡(国)郡治(国都)长达485年①。常山郡管辖地域达20余县,与现今石家庄市大体相当。特别是在东汉,作为光武帝龙兴地之一和明帝刘庄的出生地,元氏为“齐名丰沛的皇元之所”②。据史料记载,在东汉光武年间,常山郡共有95700户、631180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2101万人)的百分之三左右,实际成为汉代北方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东汉皇室对该地颇具感情,常山郡(国)的山岳祭祀活动亦倍受重视。常山郡(国)及元氏县官民为朝山求雨、祈福纳祥,遍祭境内六大名山---封龙山、三公山、白石山、灵山、无极山、长山,并在各山建神祠、竖碑碣,以求“昭孝息民,辑宁上下”,在远离东汉首都洛阳的北方地区,形成了仅次于泰岳和孔庙所在地山东的汉碑群---元氏汉碑群。因碑文内容及其建立均与封龙山有关,且就书法艺术言又以集阳刚与典雅于一体的《封龙山颂》获誉最高,故元氏汉碑群又称封龙山汉碑群。

一、以《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为主要代表的封龙山汉碑的书法艺术特色

元氏汉碑见于史籍记载的七通,现有拓本或碑文留传的六通,按刻立时间依次为:《三公山神碑》(公元79年)③、《祀三公山碑》(117年)、《封龙山颂》(164年)、《三公之碑》和《无极山碑》(181年)、《白石神君碑》(183年)。现存碑体实物两通。封龙山汉碑群中以《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书法成就最高,跻身全国百种名碑。讨论封龙山汉碑书法艺术特色,当以这三通汉碑为重点。

(一)“非篆非隶,纯古遒厚”的《祀三公山碑》

《祀三公山碑》,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刻立于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常山国相冯君因求雨有验、感谢三公山神恩惠而建。该碑俗称“大三公”,以别于为祭祀三公山神而建的另外两通汉碑---《三公山神碑》和《三公之碑》。该碑碑体为长方形,无额无穿,碑体高170厘米,宽69厘米,厚25厘米。碑文10行,行17至24字不等,全碑196字,现存187字。元代蒙古学者纳新《河朔访古记》曾记载此碑。因该碑字迹奇特,一般人不易识解,很长时间没有引起重视。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金石学家、元氏县令王治岐在城外重新访得此碑,遂传于世。当时正值乾嘉之世,金石学大兴,此碑一经面世,诸家争相考释,影响很大。

祀三公山碑图版:

因《祀三公山碑》书体篆隶杂糅,历来书评家对其属篆属隶意见不一。清代有“兼篆之古隶”(翁方纲,著名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篆隶中之别调”(方朔,书画家)、“古隶”(钱泳,诗人、书画家、学者)、“篆之变”(刘熙载,文学家、语言学家)、“非篆非隶,盖兼两体而为之”(杨守敬,金石学家、书法家)、“缪篆”(康有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清末维新派领袖)、“以隶势作篆”(梁启超,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清末维新派领袖)等不同说法。当代书家、学者倾向于将该碑认定为篆书。如著名书法家、书画研究专家洪丕谟称其为“稀如晨星的汉代篆书”之一。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徐无闻赞其为“东汉篆书佳品”。当代学者、《中华国粹系列丛书》编著者唐译称之为“著名篆书碑刻”。考古学家、书法家赖非将其列为汉代典型篆书类型的代表性碑刻。

《祀三公山碑》以方笔写篆书,起笔方截,转折处方圆兼用,小者用圆,大者用方,展现了一种生涩峭厉的篆书体例。在结字上一改篆书纵向延伸、修长的特征,易之以方折、紧敛的结字方法,宽绰雄强、稳重方博,呈现一种宽宏浩大的气象;它集合了瓦当文字与汉印文字的装饰之美,且为缜密绵长的文字巨作,在汉碑中罕有其匹。字形方整,收笔处往往左右分开,造成横向开张之势,通过对弧形圆线的巧妙运用,浑穆中更显灵巧生动,在方整的结体中荡漾着勃勃生机。大胆尝试极富新意的笔法与字法,打破结字惯常的对称和均衡,注意字形正侧、大小、疏密、虚实的对比,强调字形结体的自由与纵横观照,从局部到整体、从单纯到复杂,最终回归质朴之境。字态拙朴无华,生涩的用笔结字透出冷峻肃穆的气息,通篇格调古茂拙朴。章法有行无列、自然灵动,字形有长有短,行字有多有少,间距有疏有密,笔法不拘常格,任收任放,吞吐腾挪,无拘无束,潇洒自然,流畅灵活,有如繁星缀天,一片天机,神秘莫测。它以方劲峭拔的笔势,不可尽言其态的奇构,灿若云锦蔽天的篇法,雄茂奇伟的整体气象,在汉代刻石中别开生面,“为汉碑中不可多得之上品”(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碑帖名品》之[八]《祀三公山碑》“简介”)。

清人方朔评《祀三公山碑》:“乍阅之下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琅琊台石刻》,然结构有圆也有方,有长行下垂,亦有斜直偏拂。细阅之下,隶也,非篆也。然也非隶也,乃由篆而趋隶之渐也。”“仅能作隶者,不能为此书也,仅能作篆者,也不能为此书者;必得二体兼通,乃能一家独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书法家倪文东品题:“祀三公山碑体在篆隶之间,以隶书之笔意,写篆书之造型,笔法高古,结体修长,金石味浓,装饰性强,神韵独具,别开生面。”中国书协原副主席、河北省书协原主席旭宇评曰:“元氏大三公碑乃东汉元初四年刻立,斯风如虹,气慨非凡,观之如对岩壁千仞,赏之如临万顷波涛,真书法中神品也。”

(二)“字体方正,雄伟劲健”的《封龙山颂》

《封龙山颂》,又名《封龙山之颂》、《封龙山碑》,由常山相蔡龠、长史沐乘等人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立,碑文歌颂了封龙山的高大雄伟和封龙山神烝云施雨、抚育一方的恩泽,记述了常山国、元氏县官员为祭祀封龙山神,上奏朝廷获得恩准,以及修缮封龙山神祠之事。碑体高174.9厘米,宽89.4厘米,碑形长方,无额无穿。隶书15行、满行26字,共270字,部分字缺损,实有264字。宋代洪适《隶辨》、郑樵《金石略》和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均有著录,后湮没不彰。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精于经史翰墨、对碑志颇有研究的元氏县令刘宝楠在治内西王村山下发现该碑,此时尊碑崇碑热潮虽已稍减,但因其书法艺术价值甚高而倍受世人推崇。

封龙山颂图版:

《封龙山颂》刻立于隶书发展的黄金时期,碑文全用隶法,方圆兼备,藏露互见,起笔收笔处或不加收束;其笔致亦每每稳中有险,平中出奇,圆润似《石门颂》,然外形方硬过之;笔画瘦硬与《礼器碑》相类,却又在厚朴遒润之间显示出线条的张驰有度,给人以强烈的节奏感。此碑笔画较细,但遒劲豪放,仪态万千。用笔洒脱自如,不事雕琢,起笔收笔处蚕头燕尾均不明显。用笔大起大落,纵横开阖,却能法度森严,规矩而不失仪态。结字方正古健,气象宏大,外表端方,内含动势,且无一笔出规矩、无一笔失仪态。静势与动势、含蓄与雄放、粗犷与俊美对立统一,形成一种独特的阳刚之美。碑文叙事不枝不蔓、合乎规范,语言典雅、结构严谨,行文雅致、美而不俗,倍受识者称誉。

方朔评《封龙山颂》:“字体方正古健,有孔庙之《乙瑛碑》气魄,文尤雅饬,确是东京人手笔。”既欣赏其书法高古、气魄雄伟,又称赞其碑文雅致。杨守敬赞此碑:“雄伟劲健,《鲁峻碑》尚不及也。汉碑气魄之大,无逾于此”。晚清金石家、书法家徐树钧评曰:是碑“出土甚迟,洵汉碑上品也。”清末民初书画鉴定专家、书法家秦文锦评曰:“《石门》《西狭》《郙阁》为汉刻三颂,称述久矣。《封龙》最后出土,王兰泉(王昶)《金石萃编》未及收录。因其笔画秀挺,独树一帜,故今称四颂。三颂均属摩崖,镌刻虽不及此颂之精,然隶法奇古,各有妙境,故能并驾齐驱也。”当代书法美学家安旗教授认为,如果说《开通褒斜道石刻》《石门铭》《西狭颂》等代表了质而野的西部汉碑风格,《礼器碑》《乙瑛碑》《孔宙碑》等代表了文而饰的东部汉碑风格,《封龙山颂》“兼有东西两地之胜而独树一帜”,赞其“出将入相、才兼文武。”碑帖鉴定专家蒋文光、书法家杨再春认为:“在汉碑圆笔道中,以宽博大度、豪放雄浑为艺术特点的碑刻,当推《封龙山颂》最为突出。”书法家孙敏赞《封龙山颂》碑:“书法方正古健,点画之中有篆籀之意,粗犷俊朗,有独特的阳刚之美。”《中国艺术史·书法篆刻卷》称其“气势雄浑博大,在一般碑刻中堪称异品,自有摩崖书法的精神。”该碑在日本书界亦享盛名。真田旦马称其:“朴素劲健”;石桥犀水赞其:“飘逸奇古”。

(三)“方正宽博,肃穆稳雅”的《白石神君碑》

《白石神君碑》刻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系常山相冯巡、元氏县令王翊为祀颂白石山神所立,时在汉隶黄金阶段“桓灵之世”后期。碑首外圆内圭,有额无穿,左右透雕龙纹,有龟趺底座(惜已遗失)。篆额“白石神君碑”5字,被《中国艺术史·书法篆刻卷》列为典型汉碑代表碑额之一。该碑在封龙山汉碑中建立最晚,也是外观最精致、最完美的一通。《白石神君碑》还为中国碑刻形制的最终定型提供了范本和依据,它所开创的外圆内圭的碑首,在唐代成熟之后被一直沿用下来,形成一种广泛使用的、最具代表性的碑额模式。其外圆内圭的碑首及“二人驭二蟠螭”的内容设计,被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叶昌炽誉为“汉之典范”。全碑通高221厘米,宽81厘米,厚16厘米。碑阳隶书16 行,行35字,碑阳后空白处有“燕元玺三年”题刻一行29字;碑阴竖刻题名隶书三列,上列4行、中列12行、下列11行,题名下方有明代增刻不规则楷书19行。此碑自汉代刻立以来保存完好,文字几无磨泐。碑文内容有序有颂、首尾完整,条理清晰、酣畅淋漓,崇宏隽伟、穆穆皇皇,为行家所重,被清末桐城吴闿生收入《汉碑文范》。在宋代即已闻名于世,是元氏汉碑中被历代金石家、文字学家考评最早、最详、最多的一通。

因该碑字体方正兼有楷意,稍去汉隶雄劲之风,对它的断代和书法价值,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们争执较大,有的断定它为汉碑,并对其书法价值给予充分肯定,有的认定它为魏晋时期作品,有的认为该碑神情板俗,将其与《熹平石经》一类汉碑作品称为汉隶中的“馆阁体”。虽见仁见智、各执一端,但亦足证该碑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影响。

白石神君碑图版:

方整宽博、肃穆稳雅是《白石神君碑》书法艺术的突出特色。从形态上看,该碑一反多数汉隶扁方的横势,而采用长方、正方字形,虽稍减横势波动的媚姿,却增强了方整森严的威武之力。该碑虽仍遵从以波挑为主笔的隶书笔法,但却富于变化,或短促方挑、或纵长圆挑,或肥重厚挑、或婉转轻挑,或平直微挑、或圆曲钩挑,变化多端,异彩纷呈。碑中有的字掠笔常带出锋,有汉简文字的意味,明显是从汉代日常实用文字—通俗隶书中吸取了营养。从书法史看,正是通俗隶书孕育出楷书这一新书体。其用笔方圆兼施、藏露互见,古拙苍劲、逸趣横生,笔划多的用细笔,笔划少的用粗笔,章法整齐大度而不失灵活。清代史学家、“一代儒宗”钱大昕评论此碑:“观其字体方正,已开黄初之先,汉隶遒逸之格,至此小变。”但强调此碑“要为汉刻无疑矣。”翁方纲认定该碑确系汉碑,称“不得以其近似六朝而疑之。”晚清书法篆刻家、鉴定家郭尚先亦断言:“此碑断非晋人所为。”《中国艺术史·书法篆刻卷》将《白石神君碑》列为东汉隶书代表碑刻之一。

清初著名书法家、金石家、诗人陈奕禧评《白石神君碑》:“是碑书法专主于方整,在汉隶中最为洁齐者,然风骨遒劲,似尤在《校官碑》隶法之上。”郭尚先评曰:“汉人书原非一体可尽,即此碑结法,要自谨严也。”郑际康称其为“汉隶中最为肃穆者”,康有为将其风格归入汉隶中“凝整”一类。杨守敬虽不认可其书艺,但肯定其书体开风气之先:“此碑在汉隶中诚为最下,然安知非魏晋之滥觞?”周俊杰盛赞《白石神君碑》:“有《华山碑》的工稳、《衡方碑》的开阔、《西狭颂》的放达、《郙阁碑》的浑朴。我们还可从《张迁》、《樊敏》等汉碑以及魏晋人隶书中看到它的遗意,甚至可以说魏晋隶书为其滥觞也不为过。”“绝大部分字工稳有致;用笔以方为主,刚柔相间;意味于豪放中有一股儒雅之风。入手临此,可能会比写《乙瑛碑》、《史晨碑》、《华山碑》得到更多的汉隶碑意,且可以此为基点向各类风格发展。”此外,碑阳后空白处“燕元玺三年”题刻,在石刻文字传世极少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地区亦弥足珍贵,被后世学者列为珍贵的“前燕四品”之一。翁方纲称:此“小隶之笔,未必出于文人巨卿,乃亦能遒劲如此,是可宝也。”

另外,刻立于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三公山神碑》,为封龙山汉碑中刻立最早的一通。碑呈圭型,有额有穿,碑阳隶书约19行,因磨泐严重行字数不可记。该碑亦是篆隶相兼,但隶多篆少,笔势多直少曲、字势近方。从整幅作品看,大有遒古厚拙、密满浑朴的气韵。

刻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的《三公之碑》,又称《三公山碑》,因建立和出土发现均晚于《祀三公山碑》,且字体较小,俗称“小三公”。 该碑高约215厘米,宽约85厘米。呈圭型,有额有穿,额中为阳刻篆书“三公之碑”,两侧阴刻隶书 “封龙君”和“灵山君”。碑文隶书24行,满行40字。

三公之碑图版:

该碑为纯正八分书体,方朔对其评价颇高:“字约一寸有余,如《白石神君碑》,而隶体端劲挺秀,可以为法。不在同时《石经》之下,《白石》实所不及,殊可宝也。”方朔认为该碑可比肩传为东汉名家蔡邕亲书的《熹平石经》,足见对其评价之高。杨守敬评曰:“字已细瘦,笔意不可复寻,而劲健之气自在。”《燕赵文艺史话·书法卷》称其“笔意方整而章法错落。”现代学者王渊清《汉碑额艺术特点及其影响》一书称:《三公之碑》碑额“其字与碑文近,笔画瘦劲挺健,结构端庄而不板滞。”

与《三公之碑》同年刻立但时间稍晚的《无极山碑》,又称《无极山神碑》。赵明诚《金石录》最早著录。洪适《隶释》全文记录了该碑碑文并作了详细考证,明确否定了无极山和《白石神君碑》在无极县的错误说法。该碑全文共1000余字,在元氏汉碑中字数最多。活动于清康熙年间的学者顾蔼吉(号南原),在其所著《隶辨》中对《无极山碑》作了考订,并收入该碑范字52个。元氏汉碑研究专家崔竹元先生日前搜集到清人钱泳节临

《无极山碑》颂辞墨迹影印件(见下图),据此可断定至清代中晚期该碑尚在或有拓片留存。

刻于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81年)的《八都神庙碑》,历代金石著述均语焉不详,亦无拓片传世。碑文碑额在武则天垂拱元年被磨砻改刻为《大唐八都神庙之实录碑》,碑体或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二、封龙山汉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当今书坛仍有重要影响

汉代是现代文字的起始,书法史上的里程碑。仅凭本人掌握和接触的有限资料足以证明:元氏封龙山汉碑在中国书法史及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当今书坛仍然有着重要影响。

(一)书法艺术特色纷呈、“各出一奇”,且忠实记录并展示了汉末文字演变轨迹。从最早的《三公山神碑》(公元79年)到《白石神君碑》(183年),时间跨度百余年,恰值汉碑书法艺术的巅峰时期。有拓片传世的五通封龙山汉碑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之美,为清王澍《虚舟题跋》所谓汉碑“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的评价提供了有力佐证。如《三公山神碑》碑文篆隶相兼、字势近方,遒古厚拙、密满浑朴,虽风化严重可辨认文字较少,但亦不乏风格特质;《祀三公山碑》用笔恣肆,纯任自然,为汉代篆书优秀代表之一;《封龙山颂》结字方正古健,格调古拙、韵味醇厚,外表端方、内含动势,阳刚与典雅兼备,在汉碑群体中独放异彩;《三公之碑》端严挺秀、纯正八分;《白石神君碑》字体方正,笔意峭洁,肃穆凝整,风骨遒劲,被誉为汉隶碑刻典范之一。《无极山碑》仅有碑文留传,但从顾南原《隶辨》保留的52个范字和钱泳临摹该碑颂辞墨迹看,该碑书体为纯正隶书,书艺亦应不俗。

另从文字发展看,封龙山汉碑所处时代,属于由秦系小篆经由古隶到今隶的演变--隶变的中后期,现有拓片传世的五通汉碑以难得的文字实存,记录了从古隶到今隶到楷书萌芽的演化过程。如《三公山神碑》以篆书体势作隶,隶多篆少,可称古隶;《祀三公山碑》以隶书体势作篆,篆多隶少,可称汉篆。在篆书通用文字地位已被隶书取代的情况下,该碑属延续传统的产物,但亦难以摆脱时风影响;《封龙山颂》为纯正隶书,却多用圆笔,含篆书遗意而古朴苍劲;《三公之碑》为纯正八分,当属今隶;《白石神君碑》亦属今隶,既有汉隶的诸多品味,又为魏晋书法—楷书绽露新芽,是为楷变先声。青年学者、古文字学家赵平安博士在其被书评家誉为“实证创新、超越前人”的《隶变研究》一书的“隶变阶段汉字演变的多向性”题下,引《祀三公山碑》“颜”字作例;在“与六国古文相同相近的古体字”题下,引《白石神君碑》“珪”字、《无极山碑》单人旁的“役”等3字作例。还有,如清初学者顾南原《隶辨》、当代学者赵超《石刻古文字》均选封龙山汉碑文字作范字、例字,看重的也是它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价值。

(二)在中国书法史上及当代书坛具有重要影响。对同一碑帖,因品评的标准、视角、趋向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本人不谙书道,无力作学理、书风的深入辨析,试从历代著述、临摹题跋、字典收录、法帖印行、学者论评入手,说明封龙山汉碑在中国书法史及当代书坛的影响。

关于历代著述。从宋代三大金石家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辨》及郑樵的《金石略》,到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明代赵均《寒山堂金石林时地考》,清代顾南原《隶辨》、朱彝尊《西岳华山庙碑跋》、王昶《金石萃编》、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钱泳《书学》、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沈涛《常山贞石志》,清末民初杨守敬《评碑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梁启超《碑帖跋》、秦文锦《联拓大观》,到当代史仲文主编《中国艺术史》、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蒋文光、杨再春编著《汉碑经典》和丁文隽、钟明善、赖非、张志和、安旗、赵超、孙敏、沃兴华、洪丕谟、高文、李志贤、施永安等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理论家的专著,都对元氏封龙山汉碑有所记述,述及最多的是《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和《白石神君碑》。

关于字典收录和法帖印行。1982年3月中国书店根据康熙五十七年项式玉渊堂刻本影印出版顾南原《隶辨》一书,更名为《隶书字典(隶辨)》,书中收录《白石神君碑》范字135个,《三公山碑》范字30个,《无极山碑》范字52个(当时《封龙山颂》尚未出土)。198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自学丛帖—篆隶》收入《祀三公山碑》;该社2017年7月出版《中国碑帖名品》,按作品年代将《祀三公山碑》列为第八专册;将《封龙山颂》作为第十三专册。陈复澄著写、团结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东汉封龙山颂》字帖。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汉白石神君碑》字帖。周成华、史歌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五体书法字典》,收入《祀三公山碑》范字2个、《封龙山颂》范字21个、《白石神君碑》范字14个。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发行《中国历代经典名帖集成》,将《封龙山颂》作为专册。路知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发行的《简明书法辞典》,将元氏封龙山汉碑中有拓片传世的《祀三公山碑》《三公山神碑》《封龙山颂》《三公之碑》《白石神君碑》全部收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月编印的《汉碑品珍》,将《封龙山颂》与《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张迁碑》《石门颂》《鲜于璜碑》作为汉碑珍品,每碑一帖,并分别简介书法特色,分析基本笔法、结体特点及临摹要求。李代广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的《新编经典隶书鉴赏》,收录《封龙山颂》范字40个、《白石神君碑》范字93个、《三公山神碑》范字1个。施永安《汉碑解析》共涉及元氏汉碑文字90个,其中《祀三公山碑》16个、《封龙山颂》30个、《三公山碑》1个、《白石神君碑》43个,书中107次述及元氏封龙山汉碑。

关于名人临摹和题跋。据崔竹元先生收集,从明代曾任四川按察使、广西参议、人称闽中十子之首的曹学佺(1574-1646)节临《白石神君碑》至今,临摹、题跋过封龙山汉碑的文化名人达118人。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字完白),初学秦汉石刻碑额篆法,后通过临写《祀三公山碑》受到启发,其篆书沈雄朴厚、纵横捭阖,开一代新风。清代诗人、书画家钱泳摹写《祀三公山碑》碑文“神熹其位,甘雨屡降,国界大丰,谷斗三钱”16字,列为其编著《汉碑大观》第一集第一篇。清代广西著名书画家马秉良,将其节临的《白石神君碑》摩刻于桂林独秀峰,为家乡山水增辉。晚清著名书画篆刻家赵之谦,对《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三公山神碑》均有临写,并以《祀三公山碑》分合法治印。清末民初海上四大画家之一张祖翼有临写《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三公之碑》《三公山神碑》墨迹传世。现代思想家、新儒学早期代表马一浮曾临写《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当代书法篆刻家、西冷印社副社长来楚生曾遍临《祀三公山碑》,节临《白石神君碑》。世界文化名人、国画大师齐白石对《祀三公山碑》用力甚深,其书法和篆刻艺术的发展和成熟,所谓“衰年变法”得益于此碑,其古拙苍劲、气势雄强、别开生面的画印书风,又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画坛、印坛和书坛。中国书协原理事、河北省书协原副主席陶然有诗赞曰:“元氏汉碑久闻名,欲览瑰宝上封龙,古来大家多师法,独得神韵数齐翁。”曾临摹封龙山汉碑的还有:书法大家翁方纲、吴昌硕、童大年、陆维钊、邓散木、王学仲,书画名家王个簃、潘天寿,政界名流梁启超、林长民、吴稚晖、刘师培,国学大师俞 樾、罗振玉、饶宗頤,佛学巨子李叔同,等。另据《鲁迅大全集》,鲁迅先生也曾手抄过《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正如元氏籍当代著名艺术家李俊义《封龙山汉碑》一文所言:“吸引书法家们的,是封龙山汉碑所透发的前所未有的新奇境界。《祀三公山碑》的高古遒厚,《封龙山颂》的博大严谨,《白石神君碑》的凝整鲜活,……而且,他们从整体风格而言,既不像东部汉碑那样端庄儒雅、庙堂气十足,也不像西部汉碑那样任情恣肆、山野味浓重。这种近乎中庸的审美取向,引起了自清以来无数书法家的共鸣与崇尚。从邓石如到赵之谦,从吴昌硕到齐白石,一代又一代艺术大师的成功,无不受到封龙山汉碑的孳乳。”

上世纪90年代初,元氏县旅游局与河北省旅游局合作制作的纪录片《元氏汉碑》,曾在央视、省台多次播放,产生了广泛影响。2011年9月,河北省书协学术支持、河北大名人书画院提名邀请举办的《当代河北隶书十家提名邀请展》,以传承《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沈雄壮美的隶书艺术、呈现燕赵风骨为号召。2017年1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展,唯将《封龙山颂》拓片放大后悬挂于展厅墙面,其它馆藏书法珍品均放在橱窗里展出。

综上,传世的汉篆碑刻寥若晨星,《祀三公山碑》居其一;两汉碑碣见于著录者计三百有余,现在尚能见到原石或拓本且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仅三、五十种,元氏封龙山占五种(《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及《三公之碑》《三公山神碑》)。封龙山汉碑,特别是《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和《白石神君碑》,称得上是在书法史及文字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书坛仍有重要影响的汉碑名品。此外,封龙山汉碑的文字内容集中反映了汉民族文化中崇尚高山大川的原始信仰,并从侧面印证了古常山郡(国)及东汉的部分历史真相,因而具有广泛的历史文化价值。封龙山汉碑作为当今河北境内仅存的汉代碑刻,是我国古代书法、石刻艺术的佳品,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元氏封龙山汉碑群目前仅存《祀三公山碑》和《白石神君碑》两通原碑,是不可再生、价值连城的国宝,应进一步加强保护,使之作为研究、传承汉碑书法艺术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能留存久远。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一门有历史、有规范、有演变、有创造、有内涵的艺术门类,具有既可表情又可达意的审美功能,与武术、中医、京剧并称四大国粹。有人形容书法:“非诗而有诗意,非画而有画心,非舞而有舞韵,非乐而有乐律”。书法中有人格的显现,有人性的光辉,有生命的气息,有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境界,认识和学习书法艺术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看,元氏封龙山汉代碑刻与平山古中山国金石铭刻及守丘刻石、正定龙藏寺碑,堪称河北书法文化的三张亮丽历史名片,对我国书法及相关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本源和启发意义,是陈列在广阔河北大地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它们全都集中在现今石家庄市辖区之内,说明该区域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书法艺术传承,应作为河北独有的文化名片,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地方政府和民间志士共同努力,打造特色传统文化品牌,唱响河北,走向全国,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河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文化的重要生发地和承载区”的独特风貌,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增强身为河北人的骨气和底气,提升文化软实力。当代河北人,特别是生活于封龙山汉碑遗存地的元氏人,对于创制优秀文化遗产的先人们应满怀敬畏和感恩之心,精心呵护好这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不断挖掘、弘扬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盘活、用好先人留下的珍贵文化资产,推进书法篆刻等艺术的创新,繁荣文化事业,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撰写此文时参考了众多专家、学者关于元氏封龙山汉碑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因此文重在知识的实用性,故并未奢望“立言不朽”,况率性而又囿于学识,难免有讹误和不妥之处,恳请学界前辈、同仁不吝斧正。

 

 

注  释:

①元氏历史悠久。商代已有先民居住,周初为軧国国邑。战国为赵国公子元封地。《史记》记载:“赵孝成王十一年,城元氏县上原。”是说在战国时代赵孝成王十一年(公元前225 年)筑元氏城(遗址在今元氏县城西北十五华里故城村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下令在元氏城内设恒山郡。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为避帝讳改称常山。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立皇子舜为常山王,常山改郡为国。两汉时期常山时而为国、时而为郡,先后有13位皇子被封为常山王。直至三国归晋,公元281年,常山郡治由元氏迁至真定(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元氏作为常山(含恒山)郡治(常山国都)始于公元前204年(汉高祖三年),
终于公元281年(晋武帝太康二年),历经秦末、西汉、东汉、三国和西晋初年,长达485年。

②(南朝宋)刘晔《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五年)冬十月,行幸邺。与赵王栩会邺。常山三老言于帝曰:‘上生于元氏,愿蒙优厚。’诏曰:‘丰沛、济阳,受命所由,加恩报德,适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而吏人求复,令人愧笑。重逆此县之拳拳,其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劳赐县掾史,及门阑走卒。”在此,刘庄将其出生地常山郡元氏县,比之于高祖刘邦出生地秦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和光武帝刘秀出生地陈留郡济阳县(故治在今河南兰考县境内,与当今山东济南市属济阳县不在一地),元氏因此被称为“齐名丰沛的皇元之所”。

③多数著述谓《三公山神碑》刻立于东汉质帝刘缵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元氏籍青年学子、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李子儒经严谨考订,认为应以清代大收藏家、金石学家张德容认定的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为准,本文采其说。

 

参考资料:

1、石永士、王素芳、裴淑兰编著《河北金石辑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3、陈兆国主编《中国书法篆刻之最》,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二版。

4、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5、张从海、汉风主编《燕赵文艺史话—第四分册》,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版。

6、安旗《书法奇观》,黄山书社1991年9月版。

7、张志和《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9月版。

8、杜香文《元氏封龙山汉碑群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9、杨俊科等编著《历史文化名山---封龙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0、赵志方主编、崔竹元编著《元氏金石录》,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11、麻凤川、崔竹元主编《神圣封龙山》,中国文献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12、上海书画出版社《简明书法辞典》,2004年12月版。

13、蒋文光、杨再春编著《汉碑经典》,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4、赖非《书法环境—类型学》,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版。

15、赵超《石刻古文字》,文物出版社2006年1月版。

16、史仲文主编《中国艺术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

17、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8月版。

18、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印《汉碑品珍》,2007年1月版。

19、沃兴华《中国书法篆刻简史》,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版。

20、唐译编著《中华国粹系列丛书·一生不可不知道的中国书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21、洪丕谟《看懂中国书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1月版。

22、施永安《汉碑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年3月版。

23、侯吉谅《如何欣赏书法》,中信出版社2016年3月版。

24、李子儒《元氏封龙山汉碑研究》,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版。

25、董志伟主编《可爱的元氏》,元氏县文化教育局印。

26、崔竹元编撰《名家题临元氏汉碑墨迹》(待刊)

 


书画栏目 2018-09-18

妙笔春秋——王继良大型国画艺术精品展在承...

                           开幕式领导嘉宾揭幕

                           开幕式现场

九月的承德秋高气爽、惠风和畅,15日上午10时20分,承德市鼎盛书画院大厅精品荟萃、气氛热烈,由达观堂主办,天雨飞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华艺富家文化有限公司协办的“妙笔春秋——王继良大型国画艺术精品展”在承德市鼎盛书画院如期开幕。


                           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杨正泉部

           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胡振民部长委托中央电视台李涛导演代表讲话并赠送墨宝

                          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冉君女士讲话

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陈孟昕先生致辞

出席此次“妙笔春秋——王继良大型国画艺术精品展”开幕式的嘉宾有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杨正泉部长,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徐根初中将,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兼济空司令郭玉祥中将,海航原司令马炳芝中将,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晋有部长,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解放军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赵天民将军,空军后勤部原副政委张国治将军,辽宁省军区原副司令尚全孝将军,江西省军区原参谋长吕禄挺将军,中办领导文铁华先生,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陈孟昕先生,中国航空作家协会秘书长何明彩先生,平泉市市长曹佐金先生,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冉君女士,市文广新局副局长祝好勇先生,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许建军先生,中国工笔画学会副秘书长罗翔先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创作研究院青年画家刘吉先生,中国非遗资源管理评价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画创作院研究员黄中先生,中国榜书协会副主席周桂禄先生,承德市文联副主席贺成立先生,承德市美协副主席李一维先生,王继良画家的助理罗旭先生。此外,还有承德市双滦区文联、美协、书协的领导,以及新闻媒体朋友和广大书画艺术爱好者数百余人出席开幕式并参观画展。

                        中国非遗资源管理评价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画创作院研究员黄中先生讲话

                         中国榜书协会副主席周桂禄先生讲话

                          中国航空作家协会秘书长何明彩先生讲话

书画栏目 2018-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