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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现实题材剧扎堆 专家提醒:先治...

2018年中国影视艺术创新峰会暨第六届中国影视产业推介会近日举行,在峰会的新片发布环节,十家影视企业代表发布了各自新剧,通过片单可以发现,现实题材仍是发力重点。此前五大卫视推出的2019年片单也显示,古装剧继续退潮,现实题材剧明年将集中释放。

尽管2018年被称为“现实主义”大年,但时至年末,2018年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总体反响和口碑却“惊艳”不足,爆款较少。根据前两天出炉的2018年五家一线卫视平台黄金档电视剧收视排名,靳东、江疏影主演的《恋爱先生》,岳丽娜、于毅主演的《娘道》,蒋雯丽、倪大红主演的《正阳门下小女人》占据榜单前三位。《恋爱先生》自年初开播,并没有收获优秀的口碑,但其收视率第一的位置却始终没有被撼动。

在今年现实主义题材回归的同时,部分披着现实外衣的“悬浮剧”滥竽充数,广受观众诟病。这类“伪现实”作品悬浮于时代,悬浮于人性,更悬浮于真实的生活。在此次峰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就直言,“不是题材写了今天的故事,描述现实的场景,就是现实题材。真正描写大时代,引领时代新风潮,塑造出时代典型人物,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电视剧患上“悬浮病”,往往是从剧本层面就已露端倪。从类型来看,明年现实题材剧主流仍是都市情感剧,而许多此类电视剧虽以现实主义为名,故事内核仍为“玛丽苏”偶像爱情剧,从逻辑和细节上经不起推敲。编剧宋方金曾表示,“所谓‘伪现实主义’就是因为创作者没有吃透生活,没有贴近人生,并不是现代剧天然就具有现实主义的基因。”

反观近来收视与口碑表现皆不俗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在撰写剧本之前,编剧袁克平先用七个月的时间做出分集提纲,并用大量真实可信的细节勾勒主人公宋运辉的性格特点。同样口碑不错的《那座城这家人》,其编剧陶陶多次深入唐山采风,前后用了100多天采访多位地震亲历者、改革开放贡献者,从真实生活中萃取素材,所以剧作细节上经得住推敲。

正如有业内人士指出的,成功的现实题材剧的创作经验其实只有一条:从创作到制作,没有一分钟离开过现实主义的初衷跟责任,严谨遵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追求言之有物、力透纸背的现实表达。明年登场的现实主义题材剧,唯有先治好“悬浮病”,才能真正挑起“现实主义”的大梁。


岁月 2018-12-19

TVB如何度过"更年期" 控制成本转战内地

12月16日晚间,电视广播公司(以下简称“TVB”)迎来了五十一周年台庆的重头戏“万千星辉”颁奖典礼。在内地剧集飞速发展和港剧势微的今天,璀璨的灯光、瞩目的红毯走秀、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仿佛再一次将人们的记忆拉回了TVB曾经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年过半百的TVB在经历了连续四年的业务下滑后,也终于迎来了上涨的迹象。在艺人离巢、业务缩减等众多考验下,TVB要想守住这份荣耀,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净利首增

  马德钟、李佳芯摘得“视帝”、“视后”,当家花旦胡定欣惊艳全场,萧正楠现场公布婚讯……当这些经典时刻被广泛传播时,TVB也一扫“彻底没落”的阴霾。事实上,曾经一度被年轻人排斥甚至戏称为“咸丰古董”的TVB最近也确实拿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得益于新媒体业务的发力和内地业务的开展,2018年TVB业绩终于迎来上扬。据TVB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显示,TVB上半年净利润从1.7亿港元上升至2.01亿港元,实现了自2014年净利润下跌以来的首次上涨。

  但在可喜业绩的背后,这家曾经的“造星工厂”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随着蔡少芬、林峯、佘诗曼等人相继离巢,TVB的演员阵容与上世纪90年代相去甚远。新一代的小生小花之中,鲜有被公认为实力派的艺人出现。同时,与过去获得较高收视和好评的《鉴证实录》、《金枝欲孽》、《使徒行者》等作品相比,TVB新剧的市场认可度也远不如前。

  公开资料显示,TVB的“更年期”早在2010年时就已经初见端倪,自2010年起,TVB的盈利增长速度就开始逐年放缓,并在2014年出现了五年来首次净利润下滑,而在随后的几年内,TVB的业绩也未出现好转,2016年净利润更是由2015年的13.31亿港元跌至5亿港元,随后TVB发布了首个《盈利警告》,2017年净利润继续下跌,仅为2.44亿港元。

  新元文智创始人刘德良表示,由于香港的经济发展现状、城市体量等原因,市场出现萎缩,不论是TVB还是香港方面的其他业内公司,均面临经营困难的情况。且近年来内地影视市场的发展,已赶上香港影视娱乐业,甚至逐步超越香港,再加上TVB近年作品观众认可度下滑,使TVB能享受到的红利逐渐减少。

  控制成本

  虽然今年TVB业绩终于迎来增长,但令众多港剧迷唏嘘的是,今年8月有消息曝出创刊已经21年之久的《TVB周刊》即将告别纸质版转为电子版。而在TVB随后发布的半年报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这一做法是为了缩减成本。而在2015年,TVB还将随《TVB周刊》附赠的周刊《Live》转为月刊,以此节省印刷成本来提高该板块业务的盈利。

  在TVB业绩连年下滑的四年里,“控制成本”几乎成了TVB的关键词。几乎在《TVB周刊》被曝出暂停纸质版的同一时间,TVB又被曝出裁员消息。10月5日,TVB正式宣布了将裁减约150名员工的消息,并称受影响的人数占现时之职员人数约4%。对于此次裁员,TVB表示,由于《TVB周刊》转为电子版以及增加实景拍摄导致厂景拍摄减少,将关闭其中一个戏剧录像厂;非戏剧制作亦精简其运作。决定裁减在TVB周刊、制作统筹部、美术分部及非戏剧制作约共150名员工,此举是为了应对业务环境及营运需要做出的转变。

  其实,这并非是TVB首次大规模裁员,早在十年前TVB就曾陷“裁员门”事件。2008年,由于业务受到金融海啸影响,TVB宣布将裁员200余人,当时TVB在香港公司员工大约是2900人,裁员幅度接近10%。

  在北京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看来,TVB的裁员做法想必也是无奈之举,因为香港本地的影视市场非常狭小,电视业务板块成长的空间并不大。在此形式之下,TVB在发展多种业务的同时,也必将会裁减掉一部分原有业务的人员。

  转战内地

  面对内地广阔的资本市场,近年来TVB也在通过多种方式与内地联手合作。TVB不仅与华人文化产业股权投资中心及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上海翡翠东方传媒有限公司(TVBC),还引入了内地传媒大亨黎瑞刚加入董事局。而在内地互联网视频平台的发展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之时,TVB也加紧了与各大视频平台的合作,并先后与优酷、腾讯、爱奇艺推出了《使徒行者》、《使徒行者2》、《再创世纪》等剧。

  尽管在内地影视产业发力、香港娱乐产业大环境不如从前的现状下,制作模式陈旧和人才青黄不接的TVB想要再回到往日的地位似乎已不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TVB五十多年积攒的电视剧制作经验毫无用武之地。今年登陆爱奇艺的《再创世纪》虽然豆瓣评分一路从8.4分跌至6.9分,但也算得上是今年评分最高的港剧,远高于《宫心计2:深宫计》、《飞虎之潜行极战》、《蚀日风暴》等剧,内地观众也不难从中窥见一丝TVB往日职业剧的影子。

  TVB副总经理杜之克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过去的十年之间,港剧的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而在这十年之间,内地剧集实现了飞跃。虽然近几年TVB的剧集已经与上世纪90年代的影响力相去甚远,但在众多的竞争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算是有了较好的开端。

  同时,杜之克在谈及与内地视频平台合作时仍感叹压力之大,到目前为止,TVB没有选择单独与某个平台合作的模式。“为了能够在内地市场争取到一定份额,我们加紧了各个方面的投入,无论是引进编剧、制作人还是加大制作成本,都希望能糅合好香港味道和内地需求。”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联手内地或许是一种双赢的尝试,优质的内容资源是TVB的优势,但同样需要内地资本和人脉的支持,与内地合作是一次相互补足短板的选择,但最终能取得何种预期仍要看市场反应。


岁月 2018-12-18

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去世 11个月内相声...

11月30日据央视新闻消息,常贵田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凌晨逝世,享年76岁。

常贵田,1942年生于相声世家,系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连安之长孙,常宝堃之长子。其作品《喇叭声声》《动力研究》《帽子工厂》《祝你成功》等,均被评为优秀作品。今年9月,曾和常贵田搭档的其四叔常宝华因病去世,已让不少曲艺界人士和观众痛惜不已。而今天得知常贵田因病辞世的消息,更让大家对常式“黄金搭档”不再而深感惋惜。

常宝华、常贵田叔侄曾给人们带来欢声笑语


2018年可谓相声界的不幸之年,加上今天辞世的常贵田,在过去的11个月中,已经有六位相声名家离开了我们。

丁广泉 2018年1月18日去世

丁广泉先生也是侯宝林的弟子,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培养出了70多个国家的一大堆洋徒弟,被称为“京城洋教头”。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面有突出贡献,被世界人物出版社、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授予世界艺术大师称号。

常宝华 2018年9月7日去世

常宝华自幼随父亲常连安、兄长常宝堃(艺名"小蘑菇")学习相声;八岁时,到北京西单商场启明茶社相声大会学徒;九岁开始登台表演,受到相声老前辈的熏陶和传授达十年之久,学习和演出过七十余段传统相声。

1951年拜相声大师马三立为师,历年来创作(包括合作)相声、小品、快板等形式一百七十多篇,全国各报刊发表五十余篇。授业徒弟包括:赵福玉、牛群、包长春等。

师胜杰 2018年9月28日去世

师胜杰是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他是侯宝林的关门弟子,1985年被评为十大笑星之一。

谢天顺 2018年10月5日去世

谢天顺是第五代“宝”字辈相声演员,主攻捧哏。早年与马志明合说了大量经典相声,退休后与其子谢金在北京德云社工作。

吴兆南 2018年10月14日去世

侯宝林弟子,台湾相声艺术家吴兆南先生于10月14日去世。吴兆南先生获得了美国林肯艺术中心终身成就奖,他曾说:“相声的目的是逗人笑,但不是一味的笑。”



岁月 2018-12-01

中国电影改革开放40年:回归、探索与创新

中国电影何以要改革开放?为了寻找答案,就必须回溯40年前,看看当初,刚刚从“文革”中蹒跚走出的中国电影究竟是怎样的一番光景。

  1977年,全国共有故事片厂7家,从业人数不到1万人,固定资产1.4亿元,年产故事片21部。而在此之前的1966年-1972年,全国故事片产量为0,除了8部样板戏和若干新闻纪录片,整个行业基本陷于瘫痪。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有职工1400人,遭受各类打击迫害的竟多达360人。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职工800人,其中521人被迫注销城市户口,迁往农村落户。1973年,形势趋缓,故事片生产部分恢复。到1975年,年产达到了22部,尚不及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年产28部的水平。

  发行放映也一样举步维艰。“文革”十年,共发行故事片70部、进口片36部(其中16部为“文革”前引进的旧片),年均发行量只有10部。到1976年底,中影公司已连续亏损5年。其10年累计亏损2089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70部故事片的总成本,足够全国7家制片厂开足马力生产两年。

  今天,人们对这些数字或许无感。因为没人相信,那个年代的国产片还能赚钱。可事实确实如此。1960年-1965年,同样是中影,年均发行利润曾高达4000万元。最高历史纪录,一年上缴国库可达7000万元。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经济11个行业按利润排序,电影一度名列第六。虽不算富有,也绝不至于沦落到“文革”后期那种穷困潦倒、一筹莫展的地步。时任北影厂厂长汪洋曾经放言:明明是个能挣钱的行业,偏要捧着金饭碗讨饭。再这么搞下去,电影就完了!他这句话,无意间道出了一个真相:再不改革开放,电影就只有死路一条。事实上,这也为中国电影后面40年的历程确立了一个“求生存、谋发展”的基调。从1978年直到今天,中国电影从未偏离过这个主题。

  1.拨乱反正,回归传统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电影界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生产,保障供给。具体措施包含两条:一是把一大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品、在“文革”中遭到禁映或是受冲击未能发行的影片重新投放市场。这批经典老片重见天日,再一次点燃了亿万观众的观影热情。

  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要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尽快恢复生产。按“文革”前的惯例,文化部在1977年1月向各制片厂下达了年产36部故事片的生产计划。结果7家制片厂马力全开也只完成了21部。十年“文革”对各制片厂生产机能的破坏可谓触目惊心,想要短期内恢复,又谈何容易?上影厂厂长徐桑楚说,服装车间里数千件服装发霉破损,无法使用;照明车间的灯具荒废多年,一通电流灯丝就烧断。想要改变这种 “溃不成军”的局面,必须从根子上对整个行业进行彻底的治理整顿。

  由于组织措施得力,到1979年,各厂的制片生产有了起色。这一年,恰逢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庆。在文化部统一部署下,各厂围绕“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工业题材”“农业题材”的年度规划,分批实施“献礼片”拍摄。以革命史题材为例,有《从奴隶到将军》(上、下)《小花》《归心似箭》;现实题材有《于无声处》《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以及轻喜剧《他俩和她俩》《瞧这一家子》。有意思的是,这批影片有相当一部分,剧本完成于“文革”之前。譬如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谢铁骊导演的《今夜星光灿烂》。照李俊的话说,这个剧本“压了十年箱底”,今天总算重见了天日。

  这似乎在暗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电影一度表现出向五六十年代传统“回归”的态势。这并非取决于创作者的个人趣味,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惯性使然。不仅表现在生产管理、题材规划上,甚至也表现在创作构思、制片生产、乃至发行放映的每一环节。唯一的例外,是在创作手法和视听语言上,创新的趋势如雨后春笋一样快速滋长起来。这一年,谢晋拍摄了《啊!摇篮》,原本是典型的五六十年代主流样式,可谢晋却能把它翻出新鲜的花样。他说:“题材虽是旧的,但每个导演总不甘心去重复以前的手法。总想在风格、技巧上搞出点新名堂。”

  2. 美学革命,电影语言现代化

  今天看来,那个年代电影,或多或少会给人留下 “炫技”的印象。慢动作、旋转镜头、吃光、甩拍、越轴……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拍法,纷纷涌上银幕。这些手法未必新鲜,可在刚刚国门洞开的中国影人眼里,却显得缤纷多彩,五色乱目。正如张暖忻、李驼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中所言:“我们应不应该向世界电影艺术学习、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如果把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完全同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割裂开来,采取一种闭关自守的姿态,这样做能否促进我们电影艺术的发展?”这篇文章,为日后那场电影语言现代化运动鸣响了发令枪。白景晟、钟惦棐等老一代电影理论、评论工作者相继发表《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与戏剧离婚》等文章,从电影与戏剧的关系入手,反思电影究竟该如何看待自身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揭示生活的真实。

  在创作层面,最具标志性的变革首先发生在对电影语言的重新认识,以及对以纪实主义美学为代表的世界电影思潮的接受与演练上。突破舞台化思维,追求散文化结构,注重诗意和抒情的传达,以长镜头拍摄来保持生活场时空的完整……艺术形式上的革故鼎新,与社会观念上的人性反思汇流一处,成为驱动电影美学高歌猛进的强劲动力。这一场运动,率先把第四代导演推上了历史舞台。吴贻弓的《巴山夜雨》(1980)《城南旧事》(1983)、胡柄榴的《乡情》(1981)《乡音》(1983)、张暖忻的《沙鸥》(1981)《青春祭》(1985)、赵焕章的《喜盈门》(1981)、滕文骥的《都市里的村庄》(1982)、丁荫楠的《孙中山》(1986)、黄蜀芹的《青春万岁》(1983)《人鬼情》(1987)、吴天明的《人生》(1984)《老井》(1987)、黄健中的《良家妇女》(1985)《过年》(1991)、谢飞的《本命年》(1990)《香魂女》(1993)等一大批新锐之作,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成群结队地登上银幕,声势浩大地掀起了一场以电影语言现代化为先导的电影美学革命。

  到1984、1985年,随着《一个和八个》(1984)《黄土地》(1985)《黑炮事件》(1985)《红高粱》(1986)等影片的问世,第五代影人也随之浮出历史地平线。他们更年轻、更前卫。对于人道主义复归,对于人的情感、价值和尊严,他们也同样报以热切的肯定。但与第四代相比,他们对现代化的期盼更为迫切。相应的,在电影观念重塑与视听语言操演上,也比第四代走得更远,更极端。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越来越沉重的市场压力,中国影坛涌起了一阵娱乐片大潮。1988年出品的影片,娱乐片占了60%。有点始料未及,也有些耐人寻味。自1957年钟惦棐提出 “票房价值论”之后,人们就很少触及电影商品属性的问题。不过这一次形势逼人,面对铺天盖地的娱乐片,人们再也无法把头埋进沙子。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撰文提出“娱乐片主体论”,呼吁人们正视电影的票房价值和大众娱乐属性。他自称,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要捅破那层窗户纸。今天这个话题似乎毋庸置疑,但在30年前,却很难形成共识。毕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还未正式启动,“娱乐片主体”的论调,无论在体制、政策,还是在观念上,都还缺乏现实的有力支撑,不免有些曲高和寡,孤掌难鸣。

  进入90年代,电影思潮又匆匆翻过一页。80年代的激越与浪漫渐次消退,电影步入一段最为艰困的岁月。恰在此时,以贾樟柯、王小帅、张元、娄烨、章明、张杨、管虎等为代表的“第六代”悄然崛起。与前辈相比,他们的文化视野更加国际化,审美趣味也与主流更为疏离。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后不再有国营厂的庇护,而更像是一群电影个体户,除了手中的摄影机和过期胶片,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打出“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旗帜,诉求一种原生态的逼真写实,让电影回归个人经验,远离宏大叙事。

  21世纪初叶,中国加入WTO,全球化浪潮呼啸而至。以2002年张艺谋的功夫大片《英雄》上映为标志,中国电影开启了又一次艰难的转型。合拍片、港台艺人、民间资本、互联网开始融入电影竞争。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分流发展。一些人因坚守初心而被边缘化,更多人则与资本妥协,随市场起舞。然而,市场就像一副跷跷板,想求平衡并不容易。一方面功夫片、喜剧片、青春片、魔幻片,让国产电影有了许多新鲜面孔;另一方面,类型片一支独大,“高概念”电影受资本热捧,而坚持个人表达和风格化探索的中小成本影片,在市场上却无立锥之地。面对这一现实,“工业美学”的概念应运而生。不论它说服力如何,其目的是想在艺术与市场、个人表达与大众消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从思潮史的角度,这当然也可以视为是对80年代美学革命的一次延伸和拓展。如同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电影观念的不断演变,无非是想为突变的现实提供一种有效而能自洽的理论阐释。

  3.制度创新,找寻通向市场之路

  不夸张地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电影每一次改革都像是一场被倒逼的生死之战。1979年,在旧片复映和“国庆献礼片”的双重推动下,国产片观众人数达到了历史峰值的293.1亿人次,日均观众数高达7000余万人次。但好景不长,随后几年,随着电视的普及和文化娱乐生活的多样化,观众人数从1980年起,每年以10多亿人次的速度递减。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物价的过快上涨,电影企业收支失衡,出现大面积亏损。加上统购统销造成的分配扭曲,让各制片厂资不抵债,难以为继。1983年,虽在发行体制上做了局部改革尝试,将影片发行的统一定价,改为优质优价,但这种改革只是在已有体制框架内平衡了一下利益分配关系,并未触动体制的痼疾,因而只是一次治标不治本的隔靴搔痒。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共十四大将改革目标锁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电影行业的体制改革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993、1994年,广电部先后下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两个文件,明确提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十大改革措施。其中最核心的两条是:一,把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厂自主发行;二,放开电影票价,具体由地方政府自主掌握。这次改革,以困扰电影多年的发行垄断为突破口,打破了统购统销体制,将经营自主权下放给企业,明确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和角色。

  不过,这一改革并不彻底。影片发行权虽然从中影公司回到了制片厂,但在具体发行过程中,依然要面对30多家省级发行公司的体制障碍。有人把这戏称为“一个婆婆倒下去,30个婆婆站起来”。企业的体制包袱仍未彻底放下,生产潜力也未得到完全的释放。然而,就在此时,由改革带来的阵痛却不期而至。1993年,国产片产量下降50%,观众人数下降60%,票房收入下降35%。电影行业再遭重创,沉疴难愈。

  1994年,为克服行业和市场双双疲软的难题,中影公司开始推行每年从海外引进10部分账大片的举措。当年秋季,首部分账片《亡命天涯》在国内上映,最终以2580万元的票房收益,拉开了分账大片独步影坛的序幕。1998年,分账大片《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内地市场一口气拿下3.59亿的票房,创造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市场奇迹。1994年-2000年七年间,中影公司共引进海外分账片46部,总票房17.4亿元人民币。别小看这17亿,还不及现在一部热卖大片的票房,但却支撑着整个电影行业熬过长达十年的漫漫寒夜。

  2001年,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全年票房已经跌落到8.9亿元,还不及2018年大年初一一天的票房收益。然而,绝境逢生,触底反弹。正好在这一年中国电影终于迎来了起死回生的转机。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电影全面市场化的时代由此来临。从2002年起,外资被允许以不超过49%的投资比例参与国内的影院建设。2003年,院线制开始实施,再加上国营制片厂的集团化改革,民营资本、境外资本的大举进入,以及数码技术和互联网的合力助推,中国电影终于实现绝地反攻,步入了一条每年以30%速度递增的快速通道。2010年,3DIMAX分账大片《阿凡达》,在中国内地市场的票房首次突破10亿大关,中国电影开始迈进百亿时代。2012年,中国又以170.73亿元的年度票房(折合27.05亿美元)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再次回顾本文开头汪洋的那一声呐喊,40年的斗转星移,自始至终都在为生存而战的中国电影,今后又将走向何方?

  4.消费升级,探索由大变强之道

  自2002年全面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已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从经济学角度,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一种外延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所谓外延扩张,简单讲就是依靠增加对人、财、物等可量化资源的投入来拉动生产、消费规模的增长。2002年,院线制改革启动,大量社会资本从此开始与地方政府合作,通过投资购物中心等商业房地产项目的渠道,参与到影院建设中来,从而推动了影院数量、银幕数量和观众人次的大幅度增长。过去十年,中国银幕数年均增长27.9%,观众数年均增长31.4%。影院越来越多,观众越来越多,电影票房才会节节上升。这是过去十多年电影票房每年以30%的速度快速递增的主要推力所在。

  但是,相应的问题也就来了。既然是从中心到边缘,影院越建越多,那么总有一天会趋于饱和。事实上,这块天花板已经出现。目前,银幕增速已经连续7年下滑,从2011年最高峰的48.4%锐减到2018年上半年的20.6%。同时,单块银幕产出也在2015年后开始逐年走低,从2010年最高峰的161.4万元下降到2017年的103.1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依靠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也就走到了尽头。电影产业想要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轨道,从过去依靠外延的扩张升级到依靠内涵增长的新模式。

  所谓内涵增长:就是依靠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完善服务、优化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来推动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模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2016年,全年观众人数突破13亿人次,意味着中国百姓每人每年能看1场电影。这个数字并不漂亮。同样的指标在北美市场是每人每年看7场电影。中国人看电影频次不高,说明看电影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还只是一种偶然性的消费行为,而不是一种刚需性的日常性消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人们看片频次? 1979年全年观众人数曾高达近300亿人次,每人年均看片量差不多有30多场。退一步看,就算参照北美标准,让每人每年看7场电影,那么未来的电影市场也还有7倍的成长空间。再就是,目前中国电影平均上座率只有15%左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上升到50%-60%?如果有,那么中国电影市场又可以增加3-4倍的成长空间。

  这一切不靠别的,只能靠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去继续挖掘电影产业和市场自身的潜力。一方面不断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丰富电影的类型品种;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市场和观众,不断完善和优化服务,让观众不但看得满意,而且也能有更加多样性的选择。


岁月 2018-11-29

金庸,让大众文化滋养人的心灵

千古文人侠客梦,几代人的青春里都住着一个金庸。10月30日,作家金庸离世,感念他的文字迅速在朋友圈刷屏,怀念他的文章成为不少微信公号头条选题,许多网友纷纷留言遥想当年读他作品时的动人一刻。

  一个文化人的离世,引发如潮感怀,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如果不是被他的作品吸引过、感染过,如果他的作品不曾陪伴过自己的青春,人们不会对他如此感念。“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人们记诵这一嵌入14部作品首字的“名句”背后,正是金庸武侠作品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生的对读者心情怡养、心智启迪、心灵温润的影响。数十年来,金庸武侠作品一纸风行,深刻启示我们,大众文化作为与大众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品类,更要以滋养人的心灵为己任。

  有人这样回想:“多少‘70后’‘80后’曾在被窝里、在课堂书桌下,阅读金庸先生的小说。”有人这样写看他作品后的收获:“这二十几年,金庸的小说是我随身携带、反复阅读最多的作品。所思所想每年都有不同,有纯粹创作技艺方面的认知的变化,亦有文化历史价值观多个方面的新发现。”

  一些人急于评价说金庸的作品太“俗”,难登大雅之堂;一些人说他的作品堪称经典,其文化底蕴与历史深度开辟了大众文化的新境界。相较于此,金庸作品读者的留言与感想,道尽的是他的作品让很多读者不能忘怀这一不争的事实。也许,对作品历史地位与高度的评价,可以留给时间。但对于大众文化作品来说,首先要能陪伴大众、滋养心灵,这才是最关键的,也是最紧要的。

  可以说,金庸的武侠作品,以故事、以人物滋养着读者的心灵。他写的虽然是武侠小说,但他的群侠“更贴近于生活,更像是平民英雄,也有自身的爱恨纠缠,也有迷茫的困顿无助。但如羽化之蝶,历尽劫波,终成大侠”。更重要的是,他的群侠,不少都有着一种卓然洒脱的精神人格,有着一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一种见义勇为、持守正义、重信然诺的世间道义,包含着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精神与价值理念。在相当意义上说,金庸运用的是武侠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抒写世道人心,浸润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金庸作品赢得大众也从另一面提醒我们,那些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作品,那些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的作品,那些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的作品,或许能一时哗众取宠,却终因不能滋养人、感染人,而被大众遗忘,更会被历史尘封。

  金庸走了,但他留下了读者众多的作品。我们期待更多作家创作更多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陪伴人的成长、滋养人的心灵。


岁月 2018-11-17

长影老艺术家刘世龙因病去世 享年87岁

9月28日,长影集团发文称老艺术家刘世龙因病去世,“我们很悲痛地通知大家,抗战老兵、长影老艺术家、全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世龙老师,因病于2017年9月27日23:20分在长春与大家永远的说再见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银幕上那位英雄儿女,永别了。”

9月16日,刘世龙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刘世龙最成功的代表作,是影片《英雄儿女》中王成和《刘三姐》中阿牛这两个形象。在长影电影《英雄儿女》中,刘世龙曾扮演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经典台词,使刘世龙火遍全国大江南北。他塑造的王成,一方面是热情、质朴,充满活力,体现深挚的兄妹情、战友情、父子情;另一方面是坚毅、果敢,在独自一人坚守阵地直至牺牲的剧情中,刘世龙的演淋漓酣畅,将人物的精神境界升华,感人至深。而在《刘三姐》中,刘世龙用生活化的表演,突出刻画了阿牛善良憨厚的性格,深受观众的喜爱。

刘世龙还是一位抗日战争的老兵。1930年,刘世龙生于安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父亲在1938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姐姐也随父参加革命,母亲主持农村妇救会,刘世龙家一度成为党的地下联络站。世龙9岁时就进入苏鲁豫抗日根据地萧县宣传队当队员,后相继任新四军抗大四分校总务科勤务员、联合中学黎明剧团演员。1941年转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萧县、铜县抗敌总队任宣传队队员,继而调新四军四师九旅任奋斗剧团团员。

1943年至1945年在萧铜办事处担任交通员、通讯员,并入抗属小学读书。抗战时期参加演出过独幕话剧《老太太觉悟》(饰小孙子)、《抓壮丁》,歌剧《小放牛》《大成参军》,化装演唱《流亡三部曲》及舞蹈《快乐舞》、《空军舞》、《陆军舞》等。


岁月 2018-07-06

郭富城亲手帮女儿剪脐带 不敢换尿布喂奶

综合香港媒体报道,天王郭富城日前在微博晒出一家三口牵手照,证实升格当人父。26日,他在香港出席活动,也是他当爸后首度公开亮相,谈到家里多了个新成员,满脸喜悦藏不住,他形容女儿像“迷你版郭富城”,眼大大,非常可爱。难怪他承认自己心态改变,每天工作完后就归心似箭,赶紧回家陪女儿。

郭富城受访时先感谢大家陪他一起成长,坦言现在人生好完美、好感恩,并亲口证实太太方媛顺产诞下的是女儿,出生时重6磅,他有陪伴太太入产房以及剪脐带,当生命降临的一刻,感觉很微妙。

郭富城说:“我抱起她的时候,简直是迷你版的郭富城,眼大大,很开心,太太很辛苦,直到生出来的一刻,真的很感动,彷彿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我们三口子一起哭。最开心的当然是我妈妈,看见她抱着孙儿的一刻,真的很感动,那一种开心是与别不同的。”提及妈妈抱孙时,郭富城一直眼泛泪光,至于有没有被对方再催生一个,他则笑说:“顺其自然”。

当然他也没忘记怀胎10月、辛苦生产的老婆方媛,表示一定会好好奖励太太,“做爸爸感觉好奇妙,本身要做好责任,建立好好家庭,看到都觉得太太怀孕好辛苦,要再好好对待这个家庭,我会踏实工作!”

郭富城透露女儿暂时叫BB,还没改名,会询问长辈的意见后再作决定。至于新手爸爸有没有学换尿布以及喂奶?他说:“我有聘请保母和陪月员,自己不太懂,只是抱她已经很紧张,毕竟是一个小生命。新手爸爸就是这样!”

另外,郭富城还说每天都会帮女儿拍照,如果去工作的话,就请老婆拍,但是否会把照片PO上网,他则表示要低调,称当天是想和大家分享开心事,以后就不会再讲太多家庭事。


岁月 2018-07-06

隔空互呛!TY再发歌Diss张震岳"只会打字"

TY新歌歌名叫《岳哥只打字》,看得出他从歌名开呛张震岳“只会打字”,歌词部分依旧火药味十足。据台湾媒体报道,TY再度写歌Diss张震岳!两人继《中国有嘻哈》后,发文又写歌隔空互呛,掀起网友关注,他19日又推新歌讽刺“我写歌diss你,你给我扯伴奏”,更将对方名字放入歌名呛“只会打字”,而张随后疑似回应他的新歌在脸书发文“开导”。

TY新歌歌名叫《岳哥只打字》,看得出他从歌名开呛张震岳“只会打字”,歌词部分依旧火药味十足,开头就唱“我写歌diss你,你给我扯伴奏”,回击对方“编曲用自己原唱的beat会更好”的发言,接着点名“张震岳认不到,不认,姓张的我只认歌神”,MV甚至放上对方PO文截图,重复高唱“有人会继续下滑,而我蒸蒸日上”。此外,歌词也再次Diss热狗[微博]“在我的面前他所谓的资历,让他看起来像个残废”,同时暗讽兄弟本色是“姊妹本色”,新歌在各大平台曝光,再次引起网友们的热论。

再次被点名Diss的张震岳19日在脸书发文,疑似回应TY又写歌呛自己说,如果人一直处于恨意或愤怒的状态下,很多不好的人事物会聚集,最终影响心理甚至生理。他也透露,“人们常说频率不同tone不对,当我遇到感觉不对的人,或让你不舒服的人,又何必靠近呢(有企图或逼不得已另当别论)?活着不就是求开心。”并强调放心宽,好事就会发生。

  TY、张震岳

  歌词“我写歌diss你,你给我扯伴奏”

  张震岳发文


岁月 2018-07-06

《甄嬛传》温宜公主长...

岁月 2018-07-06

释小龙晒练武照片 网...

近日,释小龙为响应开学第一课的号召,在微博上晒出照片,照片中释小龙表情肃穆,练武姿势满分。《开学第一课》是教育部与央视1套合作的大型公益节目,旨在引导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扬中华文化。释小龙在微博上说道:“我的中华骄傲是武术!传承中华文化,是我们作为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应有的责任,我定不遗余力发扬光大,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文化而自豪!”振奋人心。

  来自于武术世家的释小龙,家里四代练武,并且从小习武,对释小龙来说,中华骄傲的文化是武术理所应当。好久没看到练武的释小龙,帅气的照片引得网友纷纷评论,就有网友评论:“你的中华骄傲是武术,你是我们的骄傲”。“为我中华武术自豪,弘扬传承发展武术,你是最好的代言人,期待你的新作品,”还有些网友放上释小龙小时候的照片作对比:“一个字,帅,来切磋切磋。”小展昭的神情几乎和现在一样,不同的是一个是可爱,一个是帅气。

  据悉,目前释小龙正在拍摄张黎导演的玄幻大剧《武动乾坤》,剧中饰演憨厚且能打的林炎,届时,很快大家将再次看到释小龙帅气的打戏,期待他在荧屏中的表现。


岁月 2018-07-06